近日，在2008年第9期《读书》杂志上，读到赵越胜先生的文章《我们何时再歌唱？》，其中一些话语让我沉思良久：“很久以来，我们就只会歌颂，不会歌唱了。”“我们将面对没有歌唱只有喧嚣的世界。”“当下，卡拉OK包房中，烟雾蒸腾，半醉的红男绿女皆欲一逞歌喉，但真正的歌唱死亡了。”……赵先生在文中谈的是深刻的音乐问题，而我则由于职业习惯，总爱对一些问题作有关教育的比较和联想。譬如，基于对我国时下教育现象的观照，似乎可以依照赵先生的这些句式，演绎成“我们正面对一种没有教学只有教考的教育。”“当下，动辄砸钱上亿，设施超一流的学校已经屡见不鲜，但真正的教育却离我们渐行渐远。”等等。

是的，在一种貌似繁荣的背后，往往会滋生出许多被人忽略的甚至还视之为成就的问题。相对于三十年前以“一无两有（校校无危房，班班有教室，人人有课桌椅）为要求的办学状况而言，今天的办学条件在相当多的学校里已经够现代化了，甚至在许多方面堪与发达国家的学校媲美。然而，我们除了津津乐道于学校超一流的办学条件和一些可以拿来炫耀一番的升学指标状况之外还能谈论些什么？我们的学校精神？我们的教学理念？我们的教师发展？我们的学生成长？

曾经和许多在做教师的朋友聊天，发现不少人普遍对自己的工作存有严重的倦怠心理。有的坚守不住，另谋他就了，但大多数依然在“忙，并无奈着”的状态下日复一日地工作着。这确是当下中国教育需要予以足够关注的一个重大问题。当下的中小学教师最缺的可能正是对自己所从事的这份职业的自信、自豪和自觉！因此，要解决这一问题，除了必须在全社会重新大力倡导“尊师重教”，让教师获得必需的受人尊重的社会生活地位和国家所规定的物质报酬以外，如何让 “教师”这个在中国多达1000余万人的职业人群拥有类似医生“处方权”那样的“教育权”，而不至于让科学理性的教育为一些非理性的外界因素所干扰，进而重构起自身的职业信心和信念，更是一项十分艰巨而重要的任务。

教育是一个民族的“朝阳产业”。诚如苏霍姆林斯基所说：“教师的教育劳动的独特之处是，为未来而工作。”可以这么说，我们留给后代以怎样的世界，取决于我们留给世界以怎样的后代；我们留给世界以怎样的后代，取决于我们给后代以怎样的教育，而我们留给后代以怎样的教育，则取决于我们能怎样去留住教师。教师是希望的希望！也正因如此，即使在最为疲惫与困顿的时刻，真正的教师依然会抱着人类的良知，去痴心不变地守望着希望的田野！

作为教育者，相信谁都会对当下一些严重违背科学精神和人文关怀的教育现象心存忧虑，然而，在这样一个教育发展矛盾重重的历史阶段，能坚守住教育信念，并能够特立独行，是需要勇气和智慧的。惟有那些对生活的理想依然抱有期待与信心的人，才心甘情愿地被一种神圣的痛苦缠绕着，始终不渝地追求着属于自己心目中的生命价值。这样的人在趋于浮躁和追求实利的社会之中看来，似乎过于背时，且迂腐得近乎不可理喻。然而，坚守一种人生的信念而“背时”地生活着，换来的是否恰恰是生命中的另一种幸福——有时候真的很难断定，坚守信念的痛苦与艰辛和放弃信念的无奈与无聊，哪个更折磨人，又该如何取舍？然而，当我们一想起生命的短暂和人生的意义，似乎还是需要去把自己心中的信念之灯点亮，并且永久地守望着。只要有所向往，有所追求，或许胜利女神正在远处向你招手，而对幸福的感知，恰恰就存在于这种向往与追求的过程之中！

遥想着当年苏霍姆林斯基和他为之奋斗一生的那所令人神往的地处乌克兰克列明楚格市郊外的帕夫雷什中学，思忖着陶行知先生69年前走向重庆郊外凤凰山上的古圣寺，在艰难困苦中创办育才学校的情境，怀念着夏丏尊、丰子恺、朱自清他们在上虞白马湖畔春晖中学时的辉煌岁月……依然相信，教育终究是人类驶向和谐幸福未来的必不可少的航船——尽管它有时会受潮流与风向的影响不时会偏离属于自己的航线——但只要每一个富有历史使命感的教育者如先贤那样执着地坚守和勇敢地开辟，终有那么一天，现代教育的航船会高扬起风帆驶向金色的远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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